黄一龙读赵笔记

读赵/紫/阳禁中谈话的笔记
——纪念紫阳同志逝世四周年
黄一龙

两段“认识史”

原文一：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要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
——1989年6月23日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P.24）
笔记：这里的“去年”是1988年，二十年前了。中共的总书记是到那时才“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的。值得一记。

原文二：我原来曾想，只要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提高，人们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准、文化水准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
——同上（P.25）
笔记：这里记载了赵公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人民”和“社会安定”的认识史，从“原来”发展到“后来”，实现了从经济层次发展到政治层次，从物质层次发展到精神层次，从浅层次发展到深层次，从感性层次发展到理性层次的飞跃。惜乎能够和他一样“飞跃”的高官极少，多数人至今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毫无进步。

浪漫想象

原文：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同上（P.26）
笔记：这一句话，反映了这一任总书记对“我们党”的浪漫主义想象。30年前彭德怀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不是被党的主席斥为“不拿团结的旗子，要打分裂的旗子”，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了吗？可以说，这样的事情不仅不是“从来没有”，倒是“从来如此”的。在他发表此言的那个“当的回忆上”，又在重演收拾彭德怀的那一幕。他的浪漫之梦总该醒了。

政治家的选择

原文：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个人的选择。………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
——1991年7月10日谈话：《“这是自我选择”》(P.18)

笔记：关不关心自己是否会在历史上留下欠账，是政治家和政客的最基本的区别。赵公之所以值得人们永远尊崇和纪念，首先就在他的伟大的政治家的品格。

真相

原文：无论在苏联或中国，过去在长期执政中，实行的封闭集权统治比国民党还厉害，可以说，人民什么自由也没有。
——1991年10月9日谈话：《一个奇特的现象》(P.28)

笔记：这是一位十年间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老战士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状况的直率描述。请比较后来的小弟妹们的作文：“中国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中国民主白皮书》），何为真相，何为呓语，应该不难鉴别吧。

理论创见两例

原文一：发达国家各阶级是经过了彼此多次的厮杀，搞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为了不同归于尽，经过这个痛苦的阶段后，彼此开始妥协，实行了多党制。
——同上

笔记：此即恩格斯所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确解：国家就是用来调和（在没有国家的时候）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以达到“为了不同归于尽”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多党制是国家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可以说，没有多党制就不可调和阶级矛盾，就会导致社会各阶级“同归于尽”。
中国的规矩，当了党国领袖，就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只凭赵公这句话，就不愧此殊荣。惜乎后来的学舌者们实在不济，东拉西扯拼凑个三言八句，也想登上理论殿堂，徒为天下增加笑料。

原文二：今后对社会进步的指标是否可以以生态环境即生活品质，文化水准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准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人均收入、社会公平为指标，不以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今后国家的类型是否以生产力水准来划分，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度发展的国家，与低发展的国家。
——1992年1月12日谈话：《社会进步新指标的探讨》（P.30）

笔记：邓小平讲“不问姓社姓资”，主意是好，只是理论不足。姓什么的问题还摆在那里，“不问”而已。既然如此，怎能禁止左公们捡起来打人！只有证明对于社会进步来说，姓社姓资其实不过是个伪问题，而以真问题取代之，才是正道。“新指标”的理论意义，正在这里。

跟着党违背马克思主义

原文：过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不是根据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准，而是依靠发动群众、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这就必然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开展阶级斗争，实行领袖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采取高压的手段甚至镇压的办法。其严重后果是，变成畸形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的对立面。
——1992年4月12日谈话：《落后国家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P.33）

笔记：本来，治国遵循或违背什么人的论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你的办法要“治”国而不是乱国；二是不宜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又“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过去我们”这两条都不及格，广大党员还被蒙在鼓里，跟着党去违背马克思主义。前总书记的观察该使我们清醒了。

保守派常常言中

原文一：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
——1992年7月5日谈话：《改革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的特色》(P.36)
原文二：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
——1993年7月1日谈话：《约请于光远谈中国改革的理论问题》(P. 61)

笔记：改革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简单明白的语言，改革以来从未见于任何官方宣言；他们总把简单的事情表述得十分复杂，让人摸不着头脑。倒是反对改革的老左们找到了要害，把它捅了出来。其实在中国任何改革，首先看清楚它的实质亦即它将如何破坏旧体制并且把它说出来的，常是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当年洋务运动初起，守旧派就攻击它“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看出了“西化”之后自由化思潮侵蚀，搅乱人心，不利于皇上的统一领导，最后导致大清亡国。他们其实看对了。而要改革者这样明白说出来，倒是难能可贵了。

实话与官话

原文：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有矛盾的。抓了这一方面，必然影响那一方面。
——1992年10月11日谈话：《邓小平的“模糊政治学”》(P.47)

笔记：这又是一句大实话。大约凡是实话，放进官话体系里，就要反着说：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要硬！”

此不变彼变

原文：邓的指导方针是，经济上无论怎样改革都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无所谓，但党的领导权力决不能放。
——1992年11月6日谈话：《邓小平的悲剧》（P.49）

笔记：形式上看，这里说的是前者随便变化，“什么样的……都无所谓”；后者则坚持不变，都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诚然可以不变，“党”却是一定会变的，不会总是那一群人。山西省黑窑事件里“党的领导”依旧，可是那“党”里已有95名人士事实上成为奴隶黑窑的保护伞；而且由于不设限制不得分享不受监督的领导权“决不能放”，“党”迟早会为那样的势力所掌握。可怕啊！

复杂和简单

原文：有些复杂而又麻烦的问题，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就圆满地解决了。例如，农业生产问题，过去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干部一年四季催收、催种，……忙个不停。可以说，村干部辛苦极了。结果，土地产量却越来越少，群众生产积极性更是越来越低。改为“承包制”后，村干部只管公用事业，……其他什么也不用管了；但土地产量上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1993年1月4日谈话：《复杂麻烦问题简单化处理》(P.51)

笔记：复杂问题为何可以“简单化处理”，原因乃在我们把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农民守着土地，他哪里不会种不会收？问题是“我们”把别人的土地收了，种地也就成了公家的事，自然得听公家人调度了。当年我在农村享受“监督劳动”，就常听到大喇叭里发布命令：“今天全县下地洇粪：大粪瓢一瓢四窝，小粪瓢一瓢三窝！”多么复杂！

言论和监督也很可怕

原文：在一党制领导下，应该开放舆论，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进行公开监督。香港是殖民地统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权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报纸是开放的，可以公开批评任何领导人，也可以进行示威，对政府及领导人进行制约和监督。
——1993年4月3日谈话：《老人领导：中国政治领导的特色》(P.53)

笔记：这里是认为在“殖民地统治”下可以实行的“言论自由”、“公开监督”，“一党制”也经受得起。我看很悬。前者的存在，是由条约规定的；尽管属于“不平等条约”，总算一个法理根据。所以言论也好监督也好，不会动摇它存在的根基。而后者，恐怕就难有这样的自信了。因为法律固然可以规定“一党制”因而保护它的存在，可是一党制在本质上又要求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律不成其为法律因而保护不了任何东西。在后一种情形下，言论和监督，就十分可怕了。

客观存在的和想象出来的

原文：私有制也能为社会带来繁荣，这是马克思所没能预见到的，但这却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而东欧的巨变，苏联的瓦解，实际上又是公有制的失败。所以，“公有”、“私有”的划分，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形态与资本主义形态的标志了。
——1993年4月3日谈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事实不符》(P. 53)

笔记：“私有制”是客观存在的，而所谓“公有制”是想出来的，现实世界里还没有符合这种想象的公有制，有的乃是“管库人”的隐蔽的即腐败的私有制。更无论“为社会带来繁荣”了。

谁的改革失败

原文：苏联改革的失败，一是首先从政治改革开始，而不是从经济改革开始，政治上一乱， 就不可收拾；二是采取了休克疗法，就是完全放开价格一步到位，使通货膨胀起来，人民遭受极大痛苦，代价很大。
——1993年4月28日谈话：《走渐进的改革道路效果好》(P.55)

笔记：这个评价可能说早了点。再过十来年，例如到现在来看，他也许不会再断言“苏联改革的失败”了。何况他下台时的那场“风波”，不仅使“人民遭受极大痛苦”，还使党政军蒙受极大耻辱，丢尽脸面。两相比较，胜负难说呢。

过鬼门关

原文：过去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缺乏条件，超越了阶段，致使按主观意志办事，这自然就要按行政命令来推行，实行强迫甚至镇压的办法：为了顺利起见，自然要制造个人迷信，靠“权威”来驾驭局势；为了统一意志，必须搞舆论一律，不能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了稳定，进行统治，当然不能允许有不同政见者存在，实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更不能允许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这自然就走上了独裁专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变成“驯服工具”的思想专政道路。
——1993年5月6日谈话：《无产阶级专政的由来》（P.56）

笔记：可见这样的“社会主义”，乃是万恶之源；无怪乎当年开始要人们搞社会主义时，称为“过社会主义关”，像驱人“过鬼门关”似的！

都该领悟潜规则

我领悟了：一切为了自己的权力，为了统治的需要，就不会考虑什么宪法，也不会以事实为根据来处理问题了，人治的国家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专制政体的特征。法同虚设，公民没有法律保护，谈何人权！
——1993年5月31日谈话：《指软禁违反党章宪法》(P.60)

笔记：这是一位“体制内”高层人物对这个体制的潜规则的深刻“领悟”，足为“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包括广大书呆子借鉴。

不一致权

原文：最好让各省自治，就是让各省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各自去发展。这样，就不攀比了，都会眼睛向内，发掘自己的潜力，或许经济都会发展很快。
——1993年10月7日谈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P.62)

笔记：与这个方针相对立的就是“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看来后者一定会使中央和地方都付出高成本的，所以应该创立“不一致权”。

想入非非
原文：如果邓走之前能留句话，对“六//四”问题能松动一下，由后人酌情来处理，就不会再让“左”派的一些人来利用“六//四”来搞倾轧。这样就不至于使政局陷于混乱。
——1993年10月18日谈话：《会见蔡德诚表心迹》(p.65)

笔记：此公对党对领袖，始终抱有浪漫主义情怀。须知那人如在这件事情上“松动一下”，就把他的最后的“基本原则”都“松动”了，他是绝不干的。

“明白官”难得

原文：市场经济必须有产权约束，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效益，谁也不会去进行重复建设，谁也不会去搞豪华宾馆和高楼大厦，在那里是市场经济，有社会舆论进行公开监督，有法律制约，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行，既没有产权约束，又没有社会舆论的公开监督，改革开放以后，把公有制当成一块大肥肉，发展成为个人资本，实际变成了官僚阶层所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捞一把，企业再困难，再亏损，也得吃喝、买豪华卧车、盖房子，进行挥霍。尤其是在上层，暴露出来是比较大的。高干子弟有的利用内部关系、内部资讯发了财，有的把非法占据的钱存入外国银行，去搞个人享受，群众极为不满。在下边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人则拼命搞行贿受贿，进行权钱交易，甚至“买官”，再把钱搜刮回来，更为群众所痛恨。个体户，不少人拼命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捞钱，靠坑害群众，捞不义之财。种种不良行为和腐败之风泛滥之广，实为历史所罕见！
——1995年4月11日谈话：《实行市场经济，就不能实行公有制和一党专政》(P.82)

笔记：近十四年前这一席话，至今仍是中国官场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的真实图像，是中国官场病中国社会病中国经济病的准确诊断。看清这些弊病，老百姓并不难，官员就相当难，居于最高官位的官员就更难；看清了又坚决反对之而不是坚决保护之则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赵公就是这样的“明白官”，这就是他失势的最最可惜之处。

谁的责任？

原文：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不形成中间阶层，一下子就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中国就可能出现一千个政党，是要乱的。人民素质不提高，乱了更可怕，会发生以暴易暴，出现独裁政治，像缅甸那样。
——1995年4月11日谈话：《经济上不能乌托邦，政治上也不能乌托邦》(P. 82)

笔记：50年前，中共就郑重地主张“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即毛泽东所谓“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团）也。现在却发现社会和人民的“素质”都不具备条件实现这样的民主。这只能说明，或者50年前的话是骗人的，或者这50年间特别是在“解放后”中国的社会和人民在中共领导之下，其“素质”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责任在谁，亥用问吗？

“新人物”的旗帜

原文：（邓逝世以后）“左派”会以反腐败、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等名义来反对改革；老工人、老干部有不满情绪，会以社会风气不好、治安不好等怀旧心态表现出来；改革者则认为改革不彻底，裹足不前，在政治上又严加控制，进行舆论封锁，表现不满，但这是弱音。当政者会对“左派”表示某种程度迎合，但不积极表态，仍打着邓的旗帜进行专政。而这样下去，却要积累矛盾，到一定气候会发生社会危机。到那时，上层可能产生分化，会涌现出新人物来。
——1995年5月27日谈话：《中国不能出现权力真空》(P.84)

笔记：十四年前预言，如今逐条兑现——除了未见“新人物”。不过，“反腐败、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不仅是“左派”反改革的工具，也是“改革者”力促政治改革的理由。所以无论潜在的“新人物”是何种人物，他都会打这面旗帜。

“内外有别”一例

我是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一切都攥在他们的手心里。如这次我又提出去广东，可以不去广州市，只去一些县，也不同意。在北京市，不让去繁华的地方；在郊区，慕田峪也不让去。我提出，这样限制个人自由是违反宪法的，也不符合党章，也不予答复。提出要求派人来谈谈，一再督促，也不理睬。过去我也提出要写点回忆材料，要求把自己公开的、未公开的讲话材料调来看一下，也置之不理。我也曾托段君毅捎话给江**：“这样对待我，是违反党章宪法的”，“不要把我当做不稳定因素，你们有什么矛盾，我可以出面去化解，”也未起什么作用。对定我为“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材料，要求进行公布。又未采纳。
——1995年11月23日谈话：《李*报复性强，欲置赵于死地》(P.93)

笔记：引用胡绩伟同志的话：“我们的元首人物在国际谈判中，一再强调对不同政见要宽容，主张和平协商，反对武力解决和武力威慑；可是为什么对国内问题，对自己的同胞，就那么容不得不同政见？就那么反对协商对话？就那样进行武装镇压和武力威慑呢？”（《党正确，能把坏事变好事；党错误，能把好事变坏事》）只须在“对自己的同胞，”后加“对自己的前首长。”

认识迟了，判断对了

根据这一时期的思考，对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自己有这样一个看法：中国的改革已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了社会关系网，利用内部资讯、各种批件、贷款额度、外汇差价、地租差价以及买卖股票，至于回扣更是普遍化、公开化，尤其在实行股份化后，乘机把国有资产流入个人手中，一举暴富成上亿富翁。这些人利用市场经济这个机遇，利用公有制这个条件，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简直是无孔不入。这种情况越持久就越严重，越日益尖锐化，使市场经济向畸形方面发展，这是很糟糕的。
这些人也形不成中产阶级，也不是平等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们既不要退回原来的计划体制，也不愿再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去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但这恰符合目前当政者“求稳”“怕乱”的要求，形成了当政者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省市各机关都抓住权力不放，政企难以分开的根本原因所在。
——1996年9月26日谈话：《中国改革出现了特权阶层》(P. 93)

笔记：到1996年才看到中国出了特权阶层，赵公的认识显然不仅滞后于学界而且滞后于百姓，但是他对这个阶层正是当权派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改革的主要阻力的论断，是一针见血的。

从鼓掌看程序

原文：十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的决定，是有记录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事先大家都谈好了，然后通过我的讲话，当众讲出来，大家鼓掌通过，给予他合法性：赞成不赞成，合法不合法是一回事。
——1997年7月6日谈话：《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事与愿违》(P. 123)

笔记：“事先大家都谈好了”的“大家”，不会是百来个中央委员（如加上候补委员则为两百多），不过几个管事的人。这样重大的决定，几个人咬咬耳朵，到会上一阵鼓掌，就这么定了。党内议事程序的严肃性郑重性就是这个样子。

留此存照

原文：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用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当时的武/装/镇/压，虽然迅速平息了事态，但不能不说人民也好，军队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为当时的那种决策和行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至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出现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
——1997年9月致十五大主席团及全体代表信(P.124)

笔记：此信发出后的第三天，中央办公厅即派人来指责他违反纪律，不照顾大局。从此就对他实行软禁至死。这是一封中共前总书记写给党的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件，是党的重要文献，不知违反了何种纪律，特留此存照。

欺骗洋人和镇压国人

原文：江**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历史的方向盘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如果采用一面欺骗洋人，一面镇压国人的两面手法，是不可能掩天下之耳目的。
——1998年11月17日谈话：《谈人权》(P.137)

笔记：这是对他的继任者所玩把戏的准确描述，入木三分。不过在人权问题上以至在一切问题上“采用一面欺骗洋人，一面镇压国人的两面手法”，不仅对于一个掌握“历史的方向盘”的人，有强烈的吸引力呢。

专政压倒民主法制

原文：总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治建设难以实现。
——2000年5月13日谈话：《我们不能过于苛求马克思》(P. 144)
笔记：这个“总之”用得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尽在这个“总之”里。

压力何在？

原文：中国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没有一定的压力，是不能转向民主政治的。例如，南韩、印尼都是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才能转向民主政治的。目前在中国实行的村民选举是无济于事的。
——2000年5月30日谈话：《一切社会弊病渊源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P.147)

笔记：除了人民，向哪里去求压力！

朝中无人

在中国目前实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转向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目前既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来进行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公开化，也没有蒋经国氏的人物来主动推进民主政治。
——2000年7月4日谈话：《蒋经国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P.148)

笔记：偌大神洲，居然到了“朝中无人”的地步。可叹！

世界眼光
原文：所谓“三个代表”，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
——2001年多次谈话综合纪录(P.151)

笔记：中国领导人什么时候承认这点，中国什么时候才真有希望“崛起”。

为政ABC

赵紫阳说，……我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已不感兴趣，而现在的时代很难建立什么理论学说。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本是个自然过程，是根据实践发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民意就是人们内心里真正的需求。当然在实践中会有曲折，而不是靠什么理论、主义或设计来推动。过去正是靠理想的设计，从而走上了空想、乌托邦。
——2002年2月23日谈话(P.153)

笔记：把“人们内心里真正的需求”放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上，这是赵公毕生从政的宝贵经验。当政者要真想有所作为，这一课是ABC，必须及格。

美主沉浮
原文：如果人类发展需要有个主导的话，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比中国来主导好，更不要说德国和日本了。因为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2002年6月22日谈话：《最好由美国主导人类社会》(P.156)

笔记：没有透彻的世界眼光，说不出这样的话。

出路何在

原文：过去认为强人邓小平走了，今后中央会有不同政见者出现，从而发生互相制约。现在看来，这个看法错了。一旦当政，都会形成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对外也就都一致起来了。因而，无论谁当政都会这样那样的要来维护这个体制，而对其它不同政见者的言论一概不准出头，不准表现。长此下去，中国也走不上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因为没有这样的改革人物。
——2002年10月5日谈话 ( P..158)

笔记：这里只少预料一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无论什么人“维护这个体制”均不可得的局面，又当如何？

人权精义

自由比民主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评港督，司法又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后再允许结社，这样来启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
——2003年8月15日谈话：（P.160）

笔记：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这样的认识，已经进入人权理论的核心。赵公的知识结构从十二本《干部必读》和四卷毛选，进到当代人文科学领域的最前沿，实现了从领导人到明白人的转变，令人敬佩。
先求自由，再求民主，是不是又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呢？

修宪的辩证法

这次将三个代表列入宪法，到将来修宪时，同样也能把三个代表删掉。中国的宪法机动性太大，每个国家领导人都可以定自己的宪法。
——2003年10月17日谈话：《往事的一个遗憾》( P.161)

笔记：宪法要是可以随便塞东西进去，也就可以随便把它扔出来。这是讲的辩证法，“每个国家领导人”都该懂又难得懂的。

戳穿戏法

原文：中国目前发展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圈地，把群众的土地圈起来，把地价压得很低，然后批发给开发商，高价销售。致使发生多次群众自焚事件。又操纵股票，圈股票，把社会上的资金收集过来；还圈走储蓄，就是把老百姓的钱拿过来，政府再用这些前进行公共设施投资，刺激内需，以求高增长。
——2003年10月25日谈话：《中国目前发展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P.161 )

笔记：魔术师在前台变戏法，赵公从旁告诉观众他那鸽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坏了人家的生意，怎不令他气愤！
“权贵资本主义”，亦即官僚资本主义，近一个甲子以前被中国人民搬走的“三座大山”之一。搬来搬去，原来还在人民头上。这也是一个戏法呢。

有没有主义？

现在哪还有意识形态斗争？还提什么保卫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当政者目前一切是保卫维护一党专政，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绝对不能动，这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它都是虚的。维护一党专政也就是维护个人权力。……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巩固一党专政。
——2003年10月25日谈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巩固一党专政》( P.162)

笔记：也还要保卫一个主义：“共产党主义”。

中俄改革模式比较

原文：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于权钱交易，便于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这跟苏联不同，他们是在现代民主转型中改革的，是公开发股票，每人一份，虽也有贪污腐败，但都受公开舆论监督，又有多党相互竞争，谁也不敢作得过分。俄罗斯改革曾一度震动较大，但现在他们的经济也在高速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现代政治也转型了。……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究竟哪个好？还很难说。
——2004年6月20日谈话：《这个体制实际上是腐烂了》( P.172 )
笔记：公开改革是改革，黑箱改革是魔术。中俄改革“模式”的不同，尽在这里。

一个死结
如果政治改革再拖上几十年，首先人民承受不了，社会上也难以接受。由于中国的改革与原苏联不一样，那里是公开实行私有化，把国家的公共财产平均的分配给每个人，后来虽然被大企业家收购了，乃是通过市场经济公开进行的。中国的改革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也不一样，那里原来就是私有制，财产是不能随便被别人侵吞的。中国的公有制为权力者所有，全国的资源实际上都是由这些人来垄断，把全国人民用血汗积累起来的资源，用黑箱作业的方式被一些权钱勾结者侵吞，这当然要引起人民的不满。各种矛盾会越积累越大，形成社会危机。………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 -
——2004年9月8日谈话：《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PP.174)
笔记：不放弃垄断权力，”首先人民承受不了”；放弃垄断权力即放弃权钱勾结，领导又承受不了。这也就是“改革亡党不改革亡国”的死结了。


光明的尾巴
原文：最近国外学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中国改革研讨会，题目之一是“赵□□与政治改革”。……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市场经济加专政，其发展道路越走越窄，最后走不通的。而赵□□的改革是市场经济加民主与法制，这条道路会越走越宽，会发展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两个改革发展道路的不同点。目前中国当政者特别强调党的执政能力，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党的专政地位不能动摇，无论谁触犯这一条绝对不允许。（一阵止不住地咳嗽）但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会转向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方向……（咳嗽）
——2004年10月24日谈话：《邓小平改革与赵紫阳改革发展道路的不同点》(P.177)

笔记：这是本书所记赵公最后一天的谈话，作者说：“此后不久，□□便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幸好他还讲到一个“无疑会转到”的方向，使读者也使他本人有个安慰，也算一本书，以及一个人，的“光明的尾巴”吧。

读书后记

本书的主人于当代中国走向民主的关键时期进入中央，秉政十年；又于它不幸的转折点失势，被囚十六年。本书正是十几年间他对那个时期那个转折的严肃反思，因此决不仅仅具有文献学的意义。我们的国库养着若干专门编辑领导人著作的机构，不断出版包括倩人捉刀的种种领袖著作，公款发行公款购买，却单单不编也不出这样的书。幸好我们有个“一国两制”，使它得以在本国领土的香港出版，仅凭这点，就该年年热烈庆祝香港回归□□周年！
沿着本书主人十几年间思想发展的脉络，我们看见赵公如何实现从真诚的革命家到成熟的政治家到卓越的思想家的转变，看到它成为与陈独秀和胡耀邦齐驱的中共最伟大的领导人。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我以本党拥有这样的领袖而引为荣光。

李锐《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序

（一）
　　《赵紫阳谈话录1991—2004》*这部书稿终於要出版了，可喜可贺，宗凤鸣同志嘱我为此书作序，当是义不容辞事。
　　我是湖南人，紫阳是河南人，都在湘豫两省之间的武汉读过书。我比他大两三岁，我在武汉大学时，他在武昌高级中学。“一二·九”运动时，我参加武汉秘密学联活动，他的同班同学密加凡和孙士祥同我关系密切。1980年，他到国务院工作，我们才常见面。
　　八十年代紫阳在位时，我同他有过两次重要接触①。一次是在1982年谈三峡问题。他是比较赞成我的看法的，曾将我写的《对水利工作的意见》批转给当时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作为会议一号文件。
　　再一次是在1987年谈邓力群问题。我告诉他有人正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并谈了我对此事此人的看法，随后又写了一封致“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紫阳很快就将此信转呈邓小平。邓也很快就作出“撤销邓力群的一切职务”的批示。前后仅三四天时间。
　　紫阳被软禁后，我同他有过三次直接接触，两次是在他的家里，一次是在他的病房里。
　　在紫阳家里的这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单独去的，一次是我同宗凤鸣一起去的②。我们谈了许许多多问题。
　　记得当时自己曾建议紫阳写回忆录，把他的重要经历尤其是“六四”经历写出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他是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要是不说，后人就有可能并不大清楚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紫阳说，他会考虑我这个建议的。后来，他专门托宗凤鸣转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会把有关“六四”的材料留下来，把他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有关“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人。
　　还记得当时紫阳对吴江误写他的一件事耿耿於怀。吴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赵紫阳曾於1984年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告胡耀邦的状。紫阳同我说，当时的确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但信的内容是谈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状；幸好还留下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复印件。紫阳还说，自己处於被软禁状态，无法站出来说明情况，辨析真伪，曾希望吴江能够做一个更正说明；可是，吴置之不理，令他十分伤感。我听了他的这番说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觉得他讲的是实情。
　　在紫阳病房里的那次见面，是我与老伴一起去的。由於老伴的坚持，我们在门口磨了半个小时，才被允许入内探视。见面后，我首先代表许多老同志向紫阳问好，希望他多加保养。在随后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宗凤鸣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两本书都谈到了紫阳，谈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国改革路线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阳很关心这两位作者的处境，生怕这两位作者因替他说话而受到连累。我告诉他，这两位作者所在单位的领导都找他们谈话了，查问他们为什么要出这两本书；不过，他们目前都还能正常生活，
　　紫阳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是我同紫阳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在十余天后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后见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这个党的历任领导人中，赵紫阳是很难得的一位。他能够吸取这个党的历史教训，还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好东西，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规律，竭力要把中国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他主张中国不仅要搞经济发展，还要搞民主与法治建设，并因此而同邓小平发生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地表现在当代中国改革究竟包括不包括政治改革这一问题上。
　　邓小平只赞成搞经济改革，不允许搞政治改革，主张在强化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结果搞出来的只能是腐败丛生的市场经济，或说是权贵肆行的资本主义，其间充斥着大量的权钱交易现象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并因此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如干群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等等。如今这些社会矛盾仍在发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种社会危机。
　　赵紫阳则主张不仅要搞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相结合的道路。
　　他决意要改变这个党的由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力主扩大党的民主，变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不设总书记的职务，采取中央常委轮流坐桩的方式，以防止个人专权。
　　他还决意要改变这个党在这个国家里垄断一切（包括垄断人的一切权利）的状况，力主扩大社会民主，变一党专政国家为民主法治国家。他主张要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级领导干部，差额选举省级和省以上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国务院各部委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同时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实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给人们以言论自由。
　　紫阳还积极反“左”。1983年，他与耀邦联手制止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闹剧，使得这场左派复辟活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1987年，耀邦被逼辞职，左派再次反扑，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狂潮。紫阳及时发表“5·13”讲话，坚决阻止这一狂潮的蔓延，随即拆掉邓力群的“左庙”，即“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更名《红旗》杂志为《求是》杂志。
　　1989年，耀邦去世，学潮骤起。紫阳坚持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主张和平对话，反对军事戒严，不惜为此而丢弃权位，并失去自由，遭受漫长无期的软禁，直到去世。
　　在我们这个党的历史上，接连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说前者是这个党的“良心”，后者是这个党的“大脑”。
　　这两任总书记都积极推进改革事业，并且都主张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问题上超越了邓小平，并也因此触怒了邓小平，引发了历史悲剧。
　　不过，这两任总书记也有些区别。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阳则走得要远些，如为淡化党的领导而要取消国家机关党组。在个人政治结局上，耀邦最终做了违心检查，紫阳则拒绝做出违心检查，并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
　　我曾当面问过耀邦为什么要做那个检查。他答道，我还要顾及这个家。他是担心因自己的问题而连累家人。
　　后来紫阳也面临当年耀邦曾面临的问题，也要考虑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有可能连累家人的问题。为此，他召开了家庭会议，征求家人意见，家人都表示支持他，无怨无悔。
　　紫阳也就没有许多后顾之忧了，於是做出反对戒严和拒绝检讨的决定。他的这个决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一是为坚持真理而准备牺牲自己的决定——他当时已做好了要坐牢的准备；
　　二是改写了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史的决定——他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位拒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也是中共建党后继陈独秀后第二位拒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
　　总之，紫阳做出这个决定，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
　　（二）
　　受宗凤鸣委托，我看过这本书的初稿。后又受宗凤鸣和赵紫阳家人的委托，我又看过这本书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较用心，记得看第二稿前前后后看了很长时间，看得视力模糊。
　　我看得比较用心就是考虑到，由於紫阳本人没有留下回忆录，而其他人也不可能在这长达十几年时间里频频与他作倾心交谈并作详细记录，因此，宗凤鸣这本书就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紫阳在软禁中的许多次谈话，许多次有关这个党、这个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谈话，尤其是有关当代中国改革问题的谈话。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本书，紫阳的许多重要思想就不会保存下来，至少不会保存得像这本书所记述得那样清晰。
　　当然，这部书稿所记述的，只能说是紫阳的一些重要思想，还不能说是紫阳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过，这部书稿从总体上看，还是非常珍贵的。可以这么说，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价值，就在於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三）
　　在同宗凤鸣多年接触中，我能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很谦虚，也很实在。
　　我们许多老同志还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能够为探视被软禁的老战友，而敢以“气功师”的名义去闯戒备森严的赵家门卫，居然闯关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这十几年中，事实上成了我们这些老同志与赵紫阳之间的联络员。一方面，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们对时局的看法带进去告诉紫阳；另一方面，又将紫阳的反馈意见带出来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十几年中，认真地记下了他同紫阳的许多次谈话，并把这些谈话集结整理成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本书。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说过，赵紫阳反对戒严和拒绝检讨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我在此处还要说，宗凤鸣写出这本书，不仅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而且是对赵紫阳个人及其历史负责。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都为紫阳交了这样一个侠义老友而感到庆幸。
　　总之，宗老写出这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尔地记下了紫阳的某几次谈话，而是持续十多年地记下了紫阳的上百次谈话。另外，他也不是写文章出身的，也没有做过记者，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写书，并且一写就写很重要的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们应当向宗老致敬。
　　听说有关部门已经找宗老谈过话，查问他写这本书的事，不知会查问出什么结果来。我想时代已经进步了，总要讲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后，我这个已九十岁的老头祝他这个快九十岁的老头，高高兴兴地写书，平平安安地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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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於我与紫阳这两次接触的详情，参见拙文：《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载《开放》杂志2006年第4期。②关於我们两人同紫阳的这次见面，参见本书第45章第二节。

*《赵紫阳谈话录1991—2004》，宗凤鸣记述，2007年1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